我的父亲： 从乡村流氓到市委书记（三）

魏淑芬

【续】高姨的父亲来投奔高姨是在我投奔我父亲几年后的春天。准确地说，应该是一九六二年春天的故事了。


高姨的父亲是在公私合营时失去他心爱的工厂的，当然这绝对不能与我父亲在赌博中失去土地和房子相提并论。我父亲和高姨这些革命者，通过一种叫赎买的办法剥夺了像高姨父亲那样的剥削者，其目的就是要将这些剥削者变成劳动者。

那时候，高姨的父亲是不能再掌握工厂的经营管理权了，因为革命者认为，像高姨的父亲这样的剥削者，只有同工人们一起用铁器敲打铁钉才算劳动。于是，这位年过花甲、长期以管人和经营为生活内容的剥削者，想到了他同是革命者的女儿和已在革命队伍中当了官的女婿。于是，他在没有征得女儿女婿同意的情况下，就从那遥远的都市般的天津城，南下来到我们这座小县城。于是，就有他那从小丧父逝母的、现已掌握了政权成为了当地百姓的父母官的女婿，出于内心的热烈欢迎。于是，也就有了他那快十年不见、现也成为了革命者的女儿的大义灭亲之举。

准确说来，高姨之举也不是什么大义灭亲。她看着她的父亲在我父亲欢天喜地的陪同下来到家里时，先是有点吃惊，然后连忙关上门动员那满怀希望的老人回到工厂去劳动。

高姨对她的父亲说：“爸，你这样做是不对的。现在政府是收走了你的工厂，要你劳动，这是在挽救你。你过去靠剥削工人发家，那些财富本来就是工人们的，现在政府只不过代表工人拿回他们自己的东西。何况，你对政府不满就到我这里来，我这里不就变成了剥削者的避难所了。我和我爱人都是共产党员，还是领导干部，我们能这样做吗？你住在我这里，会影响我爱人进步的。爸，不是女儿不孝，而是你必须服从革命的需要。等你改造好了，我一定接你来养老。”

那很有教养和风度的老人，听到这些话什么都没有说。他艰难地弯下腰，提起那个还没有打开的包。他的眼角有一点潮湿，也许是风将沙子吹进他那已显昏暗的眼睛。他小心地用那很好看的手帕蒙了一会眼睛，头也没回地踏上了北归之路。

正计划如何孝敬这远道而来的岳父大人的我父亲，也被爱人的话惊醒了。他多么佩服爱人的思想觉悟和及时的决定。从此以后，我再没有看见那可敬又可怜的老人。他也没有再与他那女儿女婿通任何消息。

据说，前些年，我二弟也就是高姨生的第二个儿子高阳，到过天津，见到了已有九十高龄的外公。老人曾问过这个一身名牌、出手大方的外孙开什么工厂，生产什么产品，如何在短短几年积累了这么多钱。当老人知道我二弟的公司除了倒卖政府批文外什么产品也不生产时，他惊讶中还有点气愤地说：“原来你们就是这样革命的。”不用说，这里的你们，肯定是指他那已在黄泉之下的女儿和还在阳世为官的女婿。

但是，我并不认为高姨真正理解了我父亲，特别是我父亲这些为生存或为逃避家乡惩处而参加革命的人所具有的理想世界。

的确，父亲常说的一句名言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为了革命，什么都可以不要，甚至生命。”不管人们如何评价这好像有点口号式的话，我还是相信父亲说的话是真的，是出于内心的。我曾经这样假设过：如果在游击队时代，遇到了不离开游击队就只有死的选择的话，父亲十有八九会选择生，因为他参加游击队本身就是为了生存。

高姨和父亲对待“革命”理想的认识和理解是不同的，这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完整地体现出来了。


当父亲从受人敬仰的地区专员，高姨从地区党委宣传部长成为“革命群众”专政对象时，父亲能够很快地适应了“低头认罪”的大气候。他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向代表革命和正义的红卫兵及所有的造反派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一次又一次地表示要痛改前非，让自己一次又一次逃过了皮肉之苦。

而高姨则不同了，她永远坚信自己“革命”理想崇高而神圣不可侵犯，就是被打断了肋骨也不愿意向造反派承认任何有关“革命”原则问题的错误。于是，她这个资本家的臭小姐被关进了牛栏，关进了父亲“革命”前住过的那种吞没人意志的地方。高姨是坚强的，勇敢的，始终不渝地坚信共产党是会还她清白的。

然而，高姨最终还是没有等到那一天。当红卫兵将父亲的“认罪书”和“与死不认罪的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脱离夫妻关系的声明书”，放在高姨面前时，高姨那漂亮的面孔被伤感和愤怒所扭曲。

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她不相信十多年来崇拜而为之献身的“革命”者竟这样否定了“革命”的原则，她不敢想象那样爱着自己的爱人就这样将她出卖了。她从一个“革命”斗士很快变成了就像我妈押离婚手印时一样的村妇。她神经质地反复读着那两份材料，终于流下了就是惨遭毒打也没有流下的泪。她喃喃地自语：“怎会是这样呢？怎会是这样呢？”几天后，她找机会投河自杀了。


父亲是在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后，由我带着两个弟弟将高姨自杀的消息告诉他的。尽管他没有说什么，但看得出来，他还是很悲伤的。高姨终究是他深爱的女人。他只是为了向党证明自己从没有与党有二心，才写了那份与死不承认错误的爱妻脱离关系的声明。他看着天空，口中念念有词，好像在说：“古言云，识时务者为俊杰，好多比你我地位高得多的人都为了生存在讲违心话，你又何必那样死心眼呢？”当然，这些话父亲是不会当着我们面说的，可能他心里也不是这样想的。他只是恶狠狠地说了一句“妈巴子的！”

记得自从高姨指出“妈巴子的”这句话是流氓语言后，常挂在父亲口上的“妈巴子的”已有好几年没有说了。

四

父亲和雪姨成为夫妻，是父亲“文革”后复出成为这个城市的领导人之后的事情。父亲是一九七七年获得平反成为这里市委书记的。那时，距高姨自杀已有九年多，父亲也已五十六岁，快奔六十的人了。

雪姨比父亲小二十五岁，比我还小一岁，是个三十岁尚未婚配的老姑娘。雪姨是市物资局机关里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其父母都是我们城市一家街道工厂的工人。雪姨共有五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雪姨中学毕业就到机关里担任打字员工作。开始时，机关里那些未婚青年好像也有人给雪姨写过纸条，送过电影票，但都没有很好地发展。主要原因大多是雪姨强调要与父母一道承担抚养弟妹的义务，慢慢地那些原来怀着热呼呼希望的青年冷却了。开始雪姨并没有当回事，但随着岁月无情的流逝，弟妹长大后，雪姨自己也就急了起来。

这时，父亲“文革”前的秘书到物资局出任局长。这位新局长在同机关干部谈话时知道了雪姨的情况。于是，他连夜赶到我们家，在书房里与父亲密谈了一会就走了。

第二天，父亲在家里接待了物资局局长和物资局办公室工作人员雪姨。父亲先还是与那位心照不宣的局长谈了几句工作，后就和雪姨谈天说地起来。也许雪姨从来没有和父亲这样大的官面对面谈过话，开始有一些紧张，后看到父亲还很随和，也就能说上几句。他们走时，父亲一改平时不送下属的习惯，很高兴地将他们送到大门口，反反复复说着那话“很好，就这样定了，就这样定了”。

不久，雪姨就入了党，从打字员提升为办公室副主任，后来就和父亲结了婚，成为了我们兄弟三人的继母。

父亲同雪姨结婚前，我们就没有同父亲居住在一起。我和大弟都在父亲平反前就分别在就业的工厂和商店娶妻生子，住在各自单位用厂房和仓库改建的宿舍里，二弟还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本来，对于已官复原职的父亲，我们这几个在“文革”中跟着他受过苦的“狗崽子”们，曾抱有幻想，希望能得到某种补偿。父亲英明地洞察到了我们的企图，为了粉碎我们的依赖思想，父亲很严肃地将我们兄弟三人叫到他的书房里，讲述了许多“革命”道理。他要求我们要安心工作，要靠自己立足社会。

我们对父亲虽然有一些看法，但从内心上还是崇敬父亲作为一个革命者伟大的品德。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把父亲的住所当成我们公认的家。我们兄弟经常带着妻子儿女回到共同的家一聚，共述父子和兄弟的革命感情。父亲也乐意与我们兄弟和孙子孙女们在一起。

雪姨来到这个家后，我们慢慢感觉到了有些变化。这种感觉起初是朦胧的，最终的明朗还是雪姨的杰作。

那是一个深秋的夜晚，我大弟临时休假，闲来无事，就和他的儿子回家看望父亲和爷爷。像往常一样，他用自己的钥匙打开门，只见暗暗的客厅除了电视机的光亮外没有其他的灯光。于是，他五岁的儿子也就是我侄子熟悉地打开了灯。这下，可让我弟弟惊惶失措了。原来只穿着短裤的父亲正抱着差不多没穿什么的雪姨在看电视。父亲开始有一点尴尬，立即就升起了一股怒火，他厉声地对着平时恩爱有加的小孙子吼道：“这样没有礼貌，进房连门也不敲。真没有教养。”

我大弟那可爱的孩子被吓哭了，我已过而立之年的弟弟低着头，牵着伤心哭泣的儿子，红着脸边向门外退边小声说“我们不知道，我们就走。”弟弟走出家门后，听到房里父亲的怒骂声：“妈巴子的，叫你不要这样，你偏要。妈巴子的。”接着就是雪姨的娇泣声。

我是在我自己的家里知道这件事的。大弟怀着万分懊悔和失落的心情回到家后，他那已经不再哭泣的儿子将刚才的遭遇告诉了他母亲，也就是我的大弟媳。这个在我父亲还是政治贱民时、顶着她那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家庭的百般阻挠、爱上并最终嫁给了我弟弟的女子，一听就火冒万丈。她不顾我大弟的反对，硬是拖着我弟弟和他们的儿子到了我家。当着我老婆和女儿的面讲述了这一切。

最后，我弟媳强调指出：“大哥大嫂，你们说说，那不是我们自己的家吗？！回自己家难道也需要敲门。他们为什么不注意自己的形象呢？老爷子还好意思骂我的儿子。”我发现我的妻子和女儿也一个劲地点头称是，一股钻心的痛苦莫明奇妙地涌上心头。我真不愿意承认，那已经不是我们的家了。
【未完待续】

肖燕

这文章，咱看过就看过吧。

彩色风筝

挺好的故事， 我在追看~前几天没看到~

魏淑芬

肖燕 发表于 2025-9-10 14:21
这文章，咱看过就看过吧。

是的，到底是讲故事还是真事，都说不准呢。
看着有点意思。

魏淑芬

彩色风筝 发表于 2025-9-10 14:38
挺好的故事， 我在追看~前几天没看到~

有点长，慢慢看吧，没事时解解闷。

廖若晨星

欣赏老师文章: 我的父亲： 从乡村流氓到市委书记（三）

真真

有真实的一面。